落草為藝:[繪本樂與怒](討論會文字紀錄)

社區裡,總是有許多的家長和小孩,搞社區活動,親子活動必不可少。親子活動中,又有一些朋友愛用/做繪本。繪本的特性,除了圖文融合之外,還需要加一個講故事的人的聲音,才是這個藝術形式最終傳達的表現形式。那麼,這把聲音,除了把故事講出來,還會/可以做些什麼呢?搞一個與繪本有關的社區/社群藝術活動,又牽涉什麼考慮呢?繪本有沒有可能共同創作?可以從繪本活動中尋找社群之間的連結,共同的願景和力量嗎?

面對這一系列好奇,我們邀請了香港綠腳丫的柯佳列和台灣的繪本作者陳瑞秋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的朋友劉念雲利梅菊,各自分享他們在社區/社群當中,如何看待繪本這種藝術形式。同時,也邀來作家與媽媽雙重身份的謝傲霜作為評論嘉賓,與大家一同發掘繪本的樂與路。

(討論會前問題請往:https://comartforum.wordpress.com/3rd-round/

日期:2020年8月1日(周六)

主要發思人:

柯佳列 Kenny Or (香港綠腳丫)

陳瑞秋 Rachel Chen(台灣繪本作者), 陳雨柔 Chen Yu Rou(編輯)

劉念雲、利梅菊林淑真   Liu Nien-yun, Lee Mei-chu,    Lin Shujhen(台灣工傷協會代表)

(*台灣嘉賓因疫情關係無法來港,因此屆時將會線上參與。台灣的講者在分享當日,自動邀請多了兩位講者為我們講述整個繪本的創作過程,並該些講者為主動義務參與,令過程更豐富動人。兩位臨時追加義務講者為工傷協會的林淑真及繪本編輯陳雨柔。我們十分感激!)

評論嘉賓:謝傲霜 Stella Tse

主持:李維怡(影行者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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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傷協會發言扼要:

簡介工傷協會及過往進行過的藝文計劃:
理事長林淑真(下稱「淑真」)首先簡介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該協會成立於1992年,主要由一些親身受職災(香港稱「工傷/工殤」)的人士和家屬,在經過培力後去為自己和相似遭遇的人一起去爭取權益,並共同承擔協會自助助人的工作。像她自己就是職災受害者,而身邊的利梅菊(協會的秘書長,下稱「梅菊」)則是工傷亡者家屬。                       

淑真表示,工傷協會在媒體上的形象,過往一直都是「張牙舞爪」。工傷協會一出現,好像就是一定「有人死去」,或者苦大仇深,受了很多壓迫,受到很大的傷害等等。後來,協會的眾人開始認為,即使曾發生災難,而這些嚴重的職災問題會一直持續發生,抗爭也一定會持續發,但每個人內心受的傷害,不應該去不斷持續。同時間,除了與僱主和政府的角力一直在進行,協會也希望盡量做好預防的工作,因為目前的社會,已進展出很多職業病和過勞的問題很嚴重。另外有個RCA的案子,協會鬥爭廿年,仍有一大堆人在持續鬥爭中。

當然,有些傷害是無法挽回的,例如斷了一隻手。有些不明白的人就以為:「去裝個義肢就好了啊!」但其實沒那麼簡單,如果只剩下一隻手會如何?如何盛飯?如何扭毛巾都很麻煩。有太多這類難以簡單讓人明白的事情,過去協會都用繪畫、拍紀錄片、寫歌等方法去表達。這次要講的繪本也是一個歷經四年的工作。

淑真介紹左圖的抗爭,是因為蔡英文總統在上一任時就說職災保險要從勞工保險裡單獨劃出來,提出一個職災保險款。可是協會認為,羊毛出在羊身上,在職場裡有很多「黑數」,會讓這樣的政策無法真正幫到有需要的人。協會有很多的相關的個案可提給政府去參考,簡單來說,如果匯率沒有到達一定程度,搞這些新政只是做業績,對真正的勞動者沒有任何幫助。

右邊的照片裡的照片,就是一位過勞去世的司機。中間拿米高風在發言的是他太太,旁邊捧照片的是他媽媽。而這位媽媽,在公婆相繼癌症去世後,去年也因癌症去世的。照片右邊,陪伴的就是淑真。淑真表示這段期間都一直在陪她們上法院。

劉念雲(協會專員,下稱「念雲」)指,相信今天的參加者較多是繪本愛好者,而較少是關注勞工運動,不知道剛才淑真講的一段,會不會與繪本愛好者有些距離,然後她嘗試介紹為何協會如此「硬」的團體要做繪本。她指協會的工作重點之一,就是要處理這個距離。因為明明人人都要上班,都有機會發生工傷,但卻大家都很有距離感,一旦大家都有距離感,事情沒有人關注沒有人討論,改革就很難發生。

大家看這兩張照片,會知道協會除了接個案、抗議、要求修法之外,還有別的工作面向。

(圖/工傷協會提供)

淑真介紹左圖的抗爭,是因為蔡英文總統在上一任時就說職災保險要從勞工保險裡單獨劃出來,提出一個職災保險款。可是協會認為,在職場裡有很多不被看見的職災「黑數」,如果政府不敢提高雇主負擔的保費,會讓這樣的政策無法真正幫到有需要的人。協會有很多的相關的個案可提給政府去參考,簡單來說,如果費率沒有到達一定程度,搞這些新政只是做業績,對真正的勞動者沒有任何幫助。

右邊的照片裡的照片,就是一位過勞去世的司機。中間拿米高風在發言的是他太太,旁邊捧照片的是他媽媽。而這位媽媽,在公婆相繼癌症去世後,去年也因癌症去世的。照片右邊,陪伴的就是淑真。淑真表示這段期間都一直在陪她們上法院。


劉念雲(協會專員,下稱「念雲」)指,相信今天的參加者較多是繪本愛好者,而較少是關注勞工運動,不知道剛才淑真講的一段,會不會與繪本愛好者有些距離,然後她嘗試介紹為何協會如此「硬」的團體要做繪本。她指協會的工作重點之一,就是要處理這個距離。因為明明人人都要上班,都有機會發生工傷,但卻大家都很有距離感,一旦大家都有距離感,事情沒有人關注沒有人討論,改革就很難發生。

大家看這兩張照片,會知道協會除了接個案、抗議、要求修法之外,還有別的工作面向。

(圖/工傷協會提供)

左圖是有關RCA案的, 大家上網查一下就知道,這是美商電子公司在台灣造成的一次嚴重的土地和地下水污染,令很多勞工患癌症。這事情已廿多年,現在還在訴訟。那左邊圖這位是RCA過去的勞工,這天的活動是邀請大家用一張舊的RCA照片在構圖中,去畫自己。仔細看的話,會看見她畫了個跟自己一樣高的人,還畫了奶子,因為她是喝了被污染的地下水,變成了乳癌患者,同時眼睛視覺神經萎縮。右圖是由RCA受害者,帶領年青人去做導賞團,而導覽的地方就是目前污染仍未完全整治好的RCA舊廠,告訴年青人為何這地方會這樣子,這裡發生過的事,以及介紹現在的污染區範圍。協會頗多嘗試用這類軟性活動,去讓社會裡不同的人減少差異和距離。這次的繪本,也是這種嘗試中的一個產物。

梅菊指出協會是想集合不同勞工的聲音,因為勞工的聲音本來就很小,職災勞工就更邊緣。因此協會做了很多像口述史、工傷者與家屬的畫班、也有出版攝影集,或是自己拍自己故事的紀錄片。

(圖/工傷協會提供)

就這樣,集合大家的力量,對社會訴說,希望大家更理解工傷者和家屬。淑真和梅菊都曾參加這畫和紀錄片的工作坊,也因此曾參與落草為藝第一回合的討論會。梅菊表示,有些不敢說出口的事情,都是用畫來表達。

為何決定做繪本?
那為何會決定要做繪本呢?梅菊回憶當年有位資助她們的協會的朋友,看了她們的出版物後,有提出說這些出版物讓人不易親近,建議協會出版繪本。協會的朋友們覺得可以,但也感到很大挑戰,如何能想到用童言童語去表達自己的故事呢?不過大家覺得要去做,於是就用了很多方法去摸索如何做這件事。

協會於是思考到,像梅菊和淑真這般資深的工傷者或家屬,她們當年的小孩都長大了,甚至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這些第二代當年是怎樣經歷家中有人工傷這件事?他們看到的爸爸媽媽是怎樣的?不過是工傷早期的階段,大家都無法處理到小孩子這個部份,而且孩子很多時不認識「勞動」,尤其是,很多底層勞工都會鼓勵孩子乖些多讀些書,以後的出路比較好。所以大家都不會跟孩子談勞工的狀態或者勞工的現場。故繪本的主意實是較創新的主意。

(圖/工傷協會提供)

梅菊介紹這是她孫女安安畫的圖。安安有先天缺陷,右手下半肢是沒有的。協會很多會員皆是工傷後剩一隻手的人,梅菊想多帶她出外。不過路上很多小朋友見到她,覺得很奇怪,會故意跑到她前面看她,她便會把手藏起來。梅菊便想到,協會很多只剩一手或一腳的人,都是成年後才變成如此,那麼他們是如何面對其他人看自己的目光?於是她也多帶安安到協會,可以與一些與自己相似的人多互動。

念雲補充道,協會其實有好多故事,只是不知哪些較適合拿出來,從小朋友的角度,去跟他們談論一些重要的社會議題。於是大家想起安安,因為安安在襁褓時期就跟著梅菊來協會活動,協會的人都與她很熟了。於是就想到,如果由一位像安安這樣的孩子,帶領讀者走進來,看到協會裡那麼多不同的故事和不同的身體狀態,會如何?所以大家看到圖右邊的文字是梅菊寫的一小段。梅菊有參與過紀錄片培訓,於是想請梅菊來想劇本。文字中的照片是指他們的全家幅,照片中有一位她從未看過的家庭成員,就是梅菊的先生,所以安安也常問:「阿公在哪裡?」這便成了協會最初發想的繪本的開頭。這是2016年7月的版本,如有看過《陪媽媽兜風》的朋友就知道,這與現在的版本是全然不同的。圖中的畫是安安一接到要做繪本的指令後,馬上就畫了,她也很希望成為作者之一,而後來最終版出來後,協會也把所有有參與過創作過程的朋友都列為作者。

然後協會就開始了一個漫長的題材決定過程。最初大家是從梅菊和安安的互動開始發想:從孩子和工傷者互動的經驗,看到一個肢體障礙的孩子走入一個意想不到的世界。由於孩子小時她會想,可能手在長大以後就會長出來,但其實不會,那她要怎樣面對和學習去做,一般人,爸爸媽媽都會做哪些事呢?在協會,安安就可以看到這個答案了。

當初發想的故事大綱是:

1、房間:安起床穿衣服。床頭有阿嬤結婚照、全家照。

2、客廳門口:安穿鞋子。

3、走在兩旁有店家的路上。

4、到協會看到好多人,排椅子、坐著輪椅煮咖啡、聊天的。 (這是大型聚會時協會的境像)

5、單手攝影師在四處拍照。

6、鏡頭下有個叔叔在拍她 。

7、發揮小朋友的創意,讓在她鏡頭下看見人變成像傘蜥蜴伯伯(那是一位嚴重燒燙傷的工傷者,做了一百多次手術後臉和頸都是一層一層的)、小叮噹(一位截肢的幹部)、機器人(戴義肢的人),如常地在那裡。


勞工團體與藝術創作者的合作和故事的生發過程:
念雲指出這也是她當初步入工傷協會時的視覺經驗,她很希望社會大眾可以看到。她也想知參加者是否覺得這是可發展版本。然後她就邀請了繪本故事創作和畫畫的陳瑞秋(下稱「瑞秋」)和陳雨柔(下稱「雨柔」)來講解一下故事生產的過程。


瑞秋和雨柔先作自我介紹(註1),然後就開始進入主持人之前與講者們商討好的一些主題。第一個問題是,對於協會、編輯和畫家來說,這次創作是否算是一種新的合作模式。瑞秋指自己小時候沒有看繪本,真正有認真看是在日本時,才發現繪本不只是給小朋友看的,開始對這個媒介有興趣,於是去上課學習做繪本。剛好那時協會有邀請,那時瑞秋不論是做繪本還是與協會合作都是第一次。雨柔就把自己當編輯,即是協助書本長出來,包括時間掌控,後期故事生產的過程,對她們來講都是新的。因為當時協會有提供三次工作坊,讓她們有機會與工傷者及家屬直接見面來了解。時間上雨柔最初不習慣開會那麼久,但後來也放棄了追趕。

念雲回應道,其實協會的會員的經濟背景,大部份人都不曾也不會想到讓孩子看繪本,這個媒介其實離協會大部份的會員很遙遠。因此,有兩個大難題,首先是如何把故事變成圖文形式,雖以往協會做過,但要變成一個一般人覺得是繪本的東西是多一層。因此前面花了時間一起看各種繪本。當時就邀請了瑞秋和雨柔來幫忙,但故事要怎樣分享給她們是一個問題,因此便開始了剛才瑞秋談到的幾次工作坊。

第一次是祖孫工作坊,邀請工傷者帶孫子女來,看看他們如何與孩子談及工傷。

(圖/工傷協會提供)

左邊第三位就是小叮噹,梅菊問他們家人如何跟小孩談及他的受傷,他們的反應就是:「怎樣談?就叫他們不要玩插座,玩了就跟阿公一樣!」大人都覺得講了小孩也不懂。那次工作坊,小朋友玩得很高興,但梅菊她們覺得收穫不大,於是辦第二次,只找小朋友,且不只找協會會員的小朋友。

(圖/工傷協會提供)

第二次就是瑞秋做了一隻機械手,像右圖中間紅色那隻。其實這兩次工作坊都是想邀請瑞秋和雨柔一起來,觀察孩子如何面對工傷者,而這個觀察需要一點的設計。大家問小朋友:爸爸的右手在工廠被怪獸吃掉了,手變成了硬邦邦,怎辦?大家可以怎樣幫助爸爸呢?小朋友想法多,有人說幫擰毛巾有人說拿水,雖然他們害怕但會想法子幫忙。這次帶來的啟發是,小孩子其實看得懂也聽得懂。這次之後,就決定了要由小朋友的角度/眼光/視野去講這個工傷的故事。

紅色的手其實是想觀察兩件事:1)如何面對人的身體有改變發生?2)這個改變有無帶來困難?可能是先有形體的改變,然後那個可以出去賺錢和可以把小朋友抱起來的成年人,現在無法做這件事了。淑真以前拍紀錄片時也有拍過一個只有一隻手的護理長,她就是工傷後抱孩子、寫字都有困難了,那小孩怎麼看這個大人變成做不到某些事?能是一起學習的角度嗎?

然後第二個版本的劇本出現,雖然還不是現在這個。第二個版本中,協會便想著孩子可能會感到很困擾,這個版本的基本設定是一個因過勞而中風的工人:


這些都是協會會員常有的生活狀況,這個敍事看起來也不錯,但不知怎的就是做不下去。念雲形容兩位創作人在這個難產的過程中已放棄了追進度。瑞秋表示過程中頗多失焦和迷茫的時刻,也有感覺好似寫了不同版本,自己都未能太從故事裡得到共鳴的感覺,沒有覺得有超捧的可以做了。雨柔則表示,故事很多,要選哪一個放進去本身很困難,而且,第一次工作坊就感到大人不太想跟孩子談工傷,第二次覺得,孩子沒有大人想像中那麼不能面對這個主題。不過都寫了幾個版本,感覺都不像,於是就唯有先放著。主持人問兩位無法共鳴的位置在哪裡,瑞秋表示,雖有參加工作坊,但始終,不像念雲她們一樣長久都一起走過來,故會有距離感。於是,她覺得自己好像只知表層的事,無法共鳴。雨柔提及第一個版本中的傘蜥蜴和小叮噹,好像只觸及工傷者的形體,感覺第一、二個版本都無法觸及工傷者及家屬比較情緒的部份,而這部份是屬於一本繪本該有的核心部份。她覺得開始時更像獵奇,只是用繪畫來形構出一些自己不熟悉的人,但他們與一般人生活的連結並不太能找得到。

念雲談到協會的工作坊與藝術家的合作的經驗其實頗豐,而這次磨合的困難,並不在於意見不同,而是在於,在協會的工作者們身上的經驗太深厚,要學習如何表達。創作家幫協會找到了表達的形式,反過來創作者要選擇形式、畫面跟文字,必須基於她們十分清楚工作者們經驗到了什麼。藝術家亦不可能像工作者般天天都在協會,工作者要解決的問題也不能丟給藝術家,於是,如何互相轉譯就很重要。當然,工作者也要把自己認為重要的事情,想法子說服藝術家。

在選擇故事方面,放棄最初安安的版本的理由,是因為,即使畫面很有趣,卻無法發展出一個完整的處境,一個故事。第二個版本,大家也想了很久。協會設定了會買繪本的都是中產,所以有想過是否工傷者不一定是男性,或者不一定斷手斷腳,可能是過勞、壓力大、每天都睡不著?中間過了一年,是各自有忙,這又太難決定就先放著。

過了一年後,最後一次工作坊,就發生了決定性的事情。之前找到第一代,和第三代,但先前沒有找第二代,而當年他們是小孩子,他們比第三代,更能述說那個情況,應該要找他們才對。第二代,他們當年有五、六歲的,有唸高中或大學的,於是就有了個工傷家庭的大孩子吐槽大會!

那當時,他們也不需要什麼設計,一坐下故事就來了。對他們深刻的畫面和說話是:

有非常多的畫面、情感、互動。念雲表示,自己其實認識這些大孩子很久,但沒有想到原來他們有這麼多苦水。梅菊聽到兒子說了許多當年的事,她完全沒有想過:

(《陪媽媽兜風》局部畫面/小兵出版社)

梅菊聽到兒子的經驗就如這幅圖(該圖的局部)所表達的一樣,是母子的生活隔絕了。兒子說的時候,梅菊就回想:「對,當時的我就是這樣子。」因此其實,繪本中許多畫面,都跟那次工作坊的對話和互動有關係。

(《陪媽媽兜風》局部畫面/小兵出版社)

念雲又講解這個故事結尾(上圖是局部)畫面,用什麼顏色都討論了好久。因為協會的朋友們,不論哪一代,都很討厭別人隨意叫他們要「迎向光明」,所以結尾絕對不會想要說這對母子就迎向光明,日子變好了,心情變好了等等。於是這又不要那又不要,念雲憶述當時都有點像賭氣的狀態。甚至改書名時,也只想到一堆「烏雲系列」:「烏雲哪裡來」、「烏雲不見了」,然後,「媽媽頭上有烏雲」……念雲談到,雖想用漂亮的繪本把讀者引進來,但絕對不想要大放光明。後來,小兵出版社的編輯,也是長期支持勞工運動的朋友,就給協會善意提醒:「嗯,小孩或許可接受,但購買這本書的到底是誰呢?是父母或老師,他們可能無法接受給孩子看一個結尾沒有將來的故事……」念雲笑說當時就在賭氣,好在兩位創作者也支持他們賭氣。結果,故事就設定,路是一直繼續的,但不保證有亮光的未來,因此念雲覺得瑞秋在結尾的畫面中給出了一個恰到好處的亮光。不過,這一點,也討論了好久。協會的三位表示,這已是協會出版過最輕鬆的故事,但還是很多人看到結尾了想哭,好像協會只要拿出百分之一的哀傷,大家就要哭了,這現象還挺驚人的。

念雲續道,其實以往協會的會員一直都有在不同地方述說自己的故事。不過,說得再好也只是「我們的故事」,而無法變成「大家的故事」。於是,問題是,也要對得起出版社和創作者,也希望書能賣得出,也希望縮短與大眾的距離,因此要做很多很多的微調,至於如何微調法,就交給創作者去闡述。
瑞秋和雨柔憶述自己對吐槽大會非常有感覺,而那些「大孩子」也跟她二人年紀差不多。那次她們得到很多的感覺和共鳴。結果雨柔寫了一個初稿:

大概就是爸爸過世後,媽媽變得很情緒化,頭上像常罩著個烏雲,會打雷閃電,不跟朋友聊天,不吃飯,不跟孩子出去,梅菊的孩子那時有講梅菊會騎車去她丈夫生前工作的地方,有一個懷念先生的儀式。所以這個版本是結合了兩個故事,一個就是媽媽被烏雲蓋頂,變得很怪,小朋友很害怕所以都不回家,都去找朋友玩,結果回到家裡發現烏雲在下大雨。大概是這樣故事框架確定了。不過,繪本要有分鏡劇本,而一般繪本就會有十五版開頁,加上封面封底內頁是32頁。然後兩位創作者就發展了很多細微的分鏡。

(局部)

雨柔寫的故事大概是這個:(局部)

就是全家福不見了爸爸之後,媽媽變怪了,然後家中都看不見媽媽,卻忽然在電視見到媽媽在裡面抗爭,於是孩子有點沮喪,於是自己展開了自己懷念爸爸之旅,例如去工地和爸爸愛吃的小吃店等。回家時晚了,發現媽媽的烏雲下大雨,把家中所有東西都流出屋外了,後來他做了個決定,就是陪伴媽媽渡過了一個難過的晚上。於是小孩忽然找到與媽媽相處之道,就是做避雷針。兩位創作者還是保留了繪本的童真成份,沒有用到太過沉重的元素。後來二人又微調過一些版本,最主要考慮的是:爸爸要不要出現在故事裡?小孩和媽媽的關係最後如何轉化?最後這一點卡住了好久。不過,她們又發現,在不同版本的故事中,小孩的角色好像不夠重,小孩到底是否就只應該「乖」?還有就是工傷的元素要放多少?但如果爸爸出現又講了工傷,好像便模糊重點,因為這樣就減少了孩子和媽媽的出場。在不同的版本中,還有出現過一場抗爭畫面,但反而是協會專員念雲覺得不好。

念雲回憶,當時其實是在討論「要有多工傷」的問題,念雲才發現原來大家是這樣看工傷。首先不是每個工傷者都會去抗爭,可能不能夠可能無法去。另方面,這個故事寫到兒子在電視看到媽媽的故事,但媽媽出門抗議,恐怕連孩子都一起去抗爭了。這似是以工傷協會或勞工運動的刻板印象為主,而不是「有多工傷」。我們便再探討,因工傷失去家人與其他人失去家人有何不同?如果太強調這個分別,就變成與大眾無關係了; 太普通,那這故事不需要由協會去出。探討非常久,結果協會就給出一個想法:可否有一個彩蛋,貫穿整個故事讓大家感受到。於是便有了一個黃色的工人頭盔經常出現。另外就是蝴蝶頁,開頭蝴蝶頁是很多大廈在建築中,結尾的蝴蝶頁是城市建好了,但每楝建築物前都有一棵木棉花。木棉花的喻意就是英雄樹,這就是工傷協會給予的象徵。因此這是一個是在城市發展的過程中,被犧牲掉的人的一個故事。念雲覺得這樣就「夠工傷」了。

她也非常感謝瑞秋是一位願意處理細節的畫家,在很多細節上,處理了應該處理的。

最後她們又討論「到底小孩要不要乖」?因為讀者主要是小孩。然後創作者就回到自己的經驗。雨柔有早年父母離異的經驗,就會有種一夜長大的感覺。協會其中一位第二代,看到繪本中痛哭的一頁,就表達說自己當時都很想那樣大哭,而不是逃避或裝作很堅強,其實很想直接表達自己很不舒服的感覺。可是像這種家庭,大都沒法子這樣。因此結論是:小孩不用變體貼,不孩不用那麼乖,那就合邏輯了。這樣一來,整個故事就順利地跑出來了。創作者讓孩子闖了個禍,但這個禍讓他與媽媽有了一個接觸點,媽媽才發現,因為她不斷忘記煮飯,所以孩子才會自己煮,才會弄得差點失火。小孩被罵了委屈了大哭,媽媽才發現自己忽略了孩子。

與出版社的磨合 …

故事終於敲定,瑞秋要開始畫了,離開始時已過了約兩年,在畫的過程就十分自由了。最後,出版社的角色進來後,才更多需要磨合。就像之前念雲所講的「是否夠陽光」。瑞秋介紹了另一個與出版社磨合的故事:

這個原初劇本畫面是小朋友原本約了媽媽,結果到了那天媽媽接到律師電話出門了,小孩被丟在家裡。分鏡劇本是很小的,但原畫是大的,那所以在初階段瑞秋會畫另一個線稿給出版社看,畫出來後變這樣:

那出版社見到這個稿就認為黑黑的太悲傷了,其實瑞秋覺得不會,還滿多留白的。於是就想可能是她把稿弄得太髒,所以擦一擦後就變成這樣:

出版社對這個稿點頭便請她畫彩稿,但這過程中她又卡住了,覺得感覺不對,便把彩稿畫成了四格漫畫,就有母子的直接對比。

出版社看了這個又說:這個真的太慘了。小孩好可憐,白天等到夜晚還睡地上。他們讓我畫回之前線稿的感覺。之後,因為瑞秋是個不怕全盤打掉重做的人,她就轉了方法,減少水彩,用炭粉筆,模仿小孩的筆觸,比較粗獷的感覺,看起來就不會太沉重。

出版社又覺得太黑了,他認為如果是別的主題可以這麼黑,但工傷已很悲傷,再這樣就很黑,印出來會更黑。不過瑞秋很希望可以用這個風格繼續發揮,而協會也幫著忙說服出版社,讓我能用這個風格畫下去。最後就變成這樣:

(《陪媽媽兜風》局部畫面/小兵出版社)

最後創作者和協會還是把黑的拿掉,因為出版社是最接近讀者的人,瑞秋認為可以聆聽他們的意見,調整兩個極端,就是大家最後的樣子。

對於藝術工作者要與基層團體合作,對雙方有何建議?瑞秋覺得是耐心。雖然時間很長,但很多細節是需要時間才能發現的東西,這些細節都能影響最後的作品,所以對於像她這樣的創作者來說,要慢慢從互動中找靈感,所以時間是必須。也希望團體可以尊重作者,看到有些其他的團體,就把好多好多東西放在繪本中,感覺上就是太強了,是倡議用的,不太像繪本。雨柔回憶到,因為念雲一開始就說倡議的部份已做過好多,這次想做軟性的,所以這個部份倒是一開始就有共識的。瑞秋也不忘讚賞協會真的做得很好。

最後,協會的工作者們就分享一個巡迴演讀的過程。書終於在2020年出版了,協會就去巡讀。

(圖/工傷協會提供)

淑真介紹圖中講故事者是一位家屬,他本身在孩子的學校裡就是當說故事的爸爸,而這一天的活動令淑真很感動。淑真記得書出版後她拿去一家人那裡,那個爸爸工殤時只有四歲的大孩子,讀完後跟他媽媽說:「媽,這是在說你!」淑真感慨有時職災後,傷人的是家庭。這家人三代同堂,孩子當時還很小,但她的家公就覺得媳婦這麼年輕為何不上班。婆婆與朋友在樓下說話,那個媽媽從樓上下來她們忽然就停了,其實就是婆婆在唸媳婦整天關在房間裡,她只不過死了丈夫還可以再嫁,但她自己是死了兒子。淑真表示,當時只能聽,她也明白大家都失去了最親愛的人。而孩子呢?當時孩子就知道,一見到協會的人就是把媽媽帶走,去抗爭。這就是剛才那個初稿中出現抗爭畫面的源起。

淑真憶述初時她都是跟小朋友講這些故事,後來去了一家小學,先要跟一些義工媽媽講,本來淑真有點緊張她們怎樣看。後來她發現自己實在不必擔心太多,因為社會上願意出來做義工的,往往都有很多熱誠和愛心。那次講故事,講到後面,故事裡的媽媽問是否要回家,孩子說,往亮亮的地方再騎一段時,淑真已看到台下的人在掉眼淚。而且,在講故事過程中,發現她們的家人,祖父輩或父輩的,也是工傷受害者,只是當時不知怎去維權。現在她們了解了,她們也回憶說,當時自己都是把情緒壓下來,特別地乖,特別要求自己去和顏悅色地滿足父母的要求,因此也練就一些厲害的能力,就如台灣話:「吃苦就是吃補」一樣。

念雲總結道,她認為繪本提醒了協會,其實平時也要留意與孩子的關係,孩子的看法。另外,協會現獲邀到處巡讀,有幼稚園、小學、中學,也有成年人的,而成年人其實也未必接觸過繪本。更曾有人向念雲說:「這是一本真的繪本」。念雲笑說本來就是要做真的,不過這些經驗讓她知道,不同的人都能從這本繪本中找到與自己內在的連結。因此,即使是一個對工傷沒有認識,對繪本沒有興趣的人,也可以重新認識了每天在新聞出現的東西。念雲覺得這樣很好,讓大眾在按讚之外找到不同的連結方式,對運動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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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佳列(下稱”kenny”) 發言扼要:
(本部份圖片及照片俱由柯佳列提供)
首先,Kenny列出了主持與他準備要討論的問題:

Kenny笑說自己做的事是「亂七八糟」,到後來也不想解釋,於是就跟人說這是自己想過的生活。他簡介綠腳丫是2012年時,用了一整年才做的一個謹慎的決定。其實,當時全職的教育顧問工作愉快,收入也不錯,但2012年香港發生了一個反國民教育的事件,他說自己是教育背景,有些不一樣的想法,於是內心有許多的憂慮。不反對做國民教育,只是怎做,內容是什麼。即管拉倒了當時的國民教育課程,到底我們要怎樣的國民教育?看了很多論述,他覺得很擔心,越來越擔心,事實上現在情況比他那時想像的更壞。

過去香港一百年,大家都沒有好好處理一個身份認同的哲學問題: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要到哪裡去?Kenny指當時他的正職工作是做一些商業機構的內部顧問,每年就花個廿一天寫一些文案,寫完就沒有什麼工作了。因此他經常有時間陪孩子,一個午餐吃個三小時的生活。當時心裡很多擔憂,又擔心很困身,不想面對太多人或公眾,其實到今天都是這樣,雖然跟很多人合作,但從不參與聯誼活動,與志工都保持距離,很多人對此都很驚訝。

Kenny 指他曾在台灣見過一本書,是嚴長壽寫的《給土地種一個希望》,談及他在花東做12-14個項目。很好奇為何香港人總把台灣的社造抬得很高,看的時候沒有覺得特別厲害,因為這些項目在香港也有人做。香港人總羡慕台灣 ,其實只是看不見自己,以及沒有人去整合。於是他買了三本回港送給有可能做整合的人,結果他發現這些朋友可能連看都沒看,所以他笑說自己投資失敗了。於是他就想,不如自己試試吧,去連結些不同的團體。

因此他的出發點不是推廣繪本,只是在回應一個當下的社會問題。他認為身份認同不必然是排外,而是首先要與腳下的土地連結,滋養出情感和認同,但一直以來學校、家庭、社區的教育都沒有跟大家談腳下的土地,因為香港都是石屎森林。Kenny說其實很怕做文章做論述,所以綠腳的標誌圖是一個腳板,這個名字是一個小孩的腳板,走遍這地方,愛上這個地方。愛一個地方不是因為它漂亮,不是因為它厲害,而是因為自己跟它有經歷。有愛才能守護這個地方,而不是意識形態的拒外而治癒。

他認為其實每個人都需要回答: 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要到哪裡去?這就是綠腳名字的由來。綠腳希望可以做到財政自主,就不用受什麼資助的限制,可探討公民團體生存的可能性。

所以繪本只是一個工具,他們會做很多土地教育。首先介紹的是大地學校,做很多自然教育,不時去社區駐點。這是6-7年前一直在做的。(大地學校的標誌是台灣種籽設計做的設計)

kenny認為,體制外的團體能做的,怎樣都不夠學校肯做好。kenny很認同劉洵的一句話:

Kenny笑說自己懶和計算,他想,自己去和一百個學生分享很累,不如出一本書跟一些老師講,他們每人跟幾十人講就變三、四百人了。小朋友和他自己都很喜歡繪本。他自己收藏了許多,因此可以用這個資源去做事。

剛才聽工傷協會的故事,一直在想不要迴避議題,但不要把孩子帶入對未來的恐懼,在不否定悲劇實際存在的情況下,還保存在對未來的期盼,努力從生活的微小處實踐。例如孩子會覺得有些大人做的事不對,自己不想未來成為這樣的大人,那就已經是種期盼。他是希望用活動帶給孩子這種力量。

Kenny本身是做課程設計,很長時間做計劃經理,做過很多政府項目,因此做事總喜歡清清楚楚。以下是開始時綠腳的使命:



這些可能都很多人在做,他認為他們比較特別的是,認同家庭有力量,即使基層的家庭都會有。然而,現今這種力量沒有平台去實現,因此需要做社區營造。開始時朋友都說他在香港做這些事是天馬行空,但Kenny認為有可能。他希望帶來一些快樂的活動,而快樂不一定是當下笑出來,而是察覺到自己的存在感,這些快樂便能創造社會價值。事實上他自己對孩子的未來、教育和政治環境有很多內在憂慮,但他不想把自己放入一個悲哀的環境,因此手法需要從容。

Kenny提到何紫先生,認為自他1991年過世,香港就再沒有本土兒童文學。

Kenny對何紫的論點很認同。Kenny認為世界會變得很快,而且是向壞的方向,尤其在香港。他認為成年人有責任,一方面帶孩子認識腳下的土地,另一方面去把香港的故事流傳下去,給以後的人。他見到很多藝術家嘗試用展覽去表達對地方的感受,但展覽周期太短,很快就明日黃花,因此,他才把繪本這種藝術手法放在很高的位置。只要有大人有孩子,只要孩子會閱讀,你想講的故事便可流傳。人有孩子,只要孩子會閱讀,你想講的故事便可流傳。



他記得2000年代初,他帶香港的學校去台灣取經,但近年又反過來帶台灣朋友來香港取經。Kenny認為香港小學推閱讀,5-10年前不算做得差,最近又開始質素下降了。一開始他就知做出版不容易,想用輕鬆一點的方法,所以鼓勵大家去創作香港本土的繪本,且只做鼓勵的角色,搞好多活動、講座,邀請不同作者來分享,過程中也邀請了許多優秀的台灣繪本創作者。他認為這個工作不太成功。因為當一些朋友與他談到一些繪本的主意時,由於他太熟悉繪本了,人家一講他就從書櫃中拿廿本出來告訴那人說:「這主意已有人用過了,你還以為自己原創」。

到了2015年,小魯文化出版了《北京遊》,後來又想出《香港遊》,Kenny帶出版社的朋友在香港逛了一星期。 後來那書創作完了,但就放了兩年。Kenny 看到這件事,就想,要做繪本,不是先找作者,而是先思考怎樣賣得出去。同時思考:買書是否一定入書店?因為香港有很多書店集團他都很不喜歡。

後來,《香港遊》的反應很不錯。



這次後,他就再有些信心去做與香港有關的繪本。但他本身不想經營出版社,所以那書有沒有市場價值並不是他的關心。於是2014-15年,他就一直想回應何紫的說法,去策劃香港本土的繪本。然後遇到相似的想法的朋友,就做了「我們的風景」系列,當時出了三本,最近暑期也出了四本。


最初的三本就是圖中的三本。當中《最後的告別》也像《陪媽媽兜風》一樣,足足用了四年。他表達剛才聆聽工傷協會與創作者的分享,很有共鳴。這本書,當時也是和一個非政府組織合作,那個組織是做生死教育的。組織與創作者就很多磨擦,包括顏色呀、是否太過悲傷呀等等,到最後組織放棄出版這本書的計劃。組織覺得創作者處理得太悲傷,但又不知怎樣去告訴創作者要走向一個什麼方向。後來,陳曉蕾就介紹那個創作者給Kenny,之後也磨了一年。一年後,Kenny就說:「三個月後要開賣!」他笑說有時迫自己才能出版成功。

《電車小叮在哪裡?》裡是選了在香港行走了最久的120電車。Kenny說,不能為反對而反對,要提出自己想守護什麼,價值在哪裡。好像電車,每年都有人說它走得太慢了,佔了港島區路面太多空間,城市要快,能不能把它的中環段取消。我們用一本繪本去講:慢都有價值。因此整本書都是有關「慢有何價值」。包括有說這個內容:

然後又介紹電車如何運作,因為許多香港人只看見電車行走的樣子,背後運作並不知道:


創作者很用心,反應也很不錯,一年半內舉辦了三百場活動,包括音樂會、讀書會、展覽等等。這些活動,作者都有分成。Kenny想做周邊產業,可以支援創作者有合理回報,鼓勵更多人去創作這類故事。
然後有兩個關於中環永利街的故事,有畫香港地道小吃,像雞蛋仔、炒粟子。


系列裡的書像《最後的告別》,裡面的用詞和對白都很有香港特色,就像這裡面的一句: 「你係咪想激死我呀?」這是小孩經常聽到的。當親人不見了,有時小孩也會想是不是自己的錯。全世界都有繪本可以談生死教育,但沒有一本可以回應香港的特殊狀況。這個創作者用粉臘筆,創造出看起來有點不清楚的圖像。這裡Kenny提到一個現象是,他認為香港家長買繪本的習慣很受台灣影響,而台灣又很受日本影響,日本的風格就是每個色塊每一格都很清楚,顏色很鮮艷。他認為那是糖果,孩子可以接觸但不應該停留在那種階段:


以下是大東山,很有香港特色的風景:

以下這殯儀館的情景,是台灣朋友可能很不熟悉的:即使你是基督徒有基督教儀式,你也會聽到旁邊道士破地獄的聲音,或和尚唸經:

你去到殯儀館還未進親人的靈堂,就先見到這些,小朋友第一次見到很震撼,會害怕,Kenny覺得該有一個繪本去處理這些。這是他心目中的「我們的風景」。


香港的教科書指引,是說什麼要社區化生活化,但談到四季會怎樣呢?很多教科書的冬天會見到下雪,有小動物在湖面上溜冰,但香港不是這樣。或者秋天落葉很厲害,但香港不只秋天落葉很厲害。
這本繪本是關於香港的春天,然後kenny就講讀起繪本來:


Kenny 講完這一版就補充,很多時大人對孩子的態度就是給予指令,孩子照辦聽話,但很少跟孩子探討背後的意義在哪裡。這故事裡的媽媽有去解釋,是一種教科書式的解釋。故事的走向是媽媽總是祭出教科書答案,但孩子就會用日常生活見到的真實情況去表達出不同的意見。例如:香港的冬天沒有太冷好像沒有必要因嚴冬過去而慶祝;香港冬天的樹葉也是綠綠的,等等。一來一回,連媽媽都開始質疑春天沒有特別的意思,但其實:

Kenny 還說出故事裡其他香港實際的景色,繪本最後是:

好好壞壞都是我們的香港,不需要經常拿來跟大陸、台灣比較。因此每年都還是要慶祝。

Kenny認為這是在回應當下香港人心裡的需要,所以這系列的繪本都還挺好賣。他策劃了很多很多的繪本計劃,他便幫那家出版社做義務市場顧問,自己一分錢沒收。因為他認為香港人養不起一家做繪本的出版社實在太不應該。

然後,Kenny開始分享他辦的活動。

Kenny認為目標社群是孩子,孩子不應因家庭的社經地位而受不同對待。他也不同意香港很多人把基層和中產分開處理,他認為應該運用家庭的力量。一開始,他就做了很多很多的培訓和工作坊。



然後,又去一些抗爭現場,把這些家長帶到抗爭現場去,像以下這個是某個重建區:


Kenny想推廣一個理念:街道是我們的。他知道有一本這樣的繪本,後來就用繪本搞成活動:


主持問過Kenny,他為老師和家長的培力是怎樣。Kenny的回應是,先做培訓,然後讓他們自己策劃。以上兩幅圖的活動,Kenny指那時就是故意不去申請,是去挑戰公共空間。Kenny在活動中沒有角色,往往是負責應對警察的查問。他說現在做不到這些了,但當時他會問警察:
「看你的樣子你該也結婚了吧?」
「對」

「也該有孩子了吧?」

「五歲」「那你的孩子也可以參加我們的活動呀!」
他大概就是這樣應對警察的查問,而最後警察是說:「你們小心一點,這裡的環境很複雜。」然後他就走開了。

有時警察又會把他們當作教會,然後Kenny承認,自己是一個基督徒但沒有上教會。最後警察還是:「你們小心一點。」


以上這圖是在一個很多無家者的地方,Kenny也會特意把中產家長帶去一些很多無家者的地區,讓他們明白新聞不是事實的全部。然後運動會頒獎的嘉賓是重建區的居民,獎品由附近小店贊助。

Kenny一直不想叫那些活動做「志工培訓」,他認為每個人都是獨立個體,不想用一個身份去框限他們。因此,只是大家想來就來,透過活動,就達到培訓的效果。在活動中,他是一個參加者,而活動就是提供他一個呈現他力量的平台。

他回憶最瘋狂的一次,是辦了一個連續兩天,有620人參加在西九大草地的悅讀營。


那次也是去挑戰公共空間。為何露營一定要去郊外?不可以在維港旁邊?這是希望帶大家一起想像不同的城市生活。這次活動那麼多人,但只有1.3個工作人員。0.3個就是Kenny自己,因為他也想帶孩子參加這活動。參加者自負他們兩日一夜的活動。

繪本仍然是一個連結大家的方式,透過活動一直在講社區和城市的故事。這次他們也邀請了一些在新界東北抗爭中的人,去帶活動和分享。

另一個重點是資源重整,他認為以下這幅圖是港、台兩地看社會服務的模式。社會投放很多資源在基層服務,而服務基層的團體總在單打獨鬥很辛苦。而中產又常付費去買些無聊的活動和服務。這些服務中一個他很反對的就是香港流行的playgroup,裡面不好玩,參加來做什麼?如果好玩,那就反而給幼兒一個很不好的觀念:好玩的東西在家庭外,長大後遇事不愛回家分享、求救。



而綠腳想做的,是統合這些資源:


好玩的活動,讓兩邊都參加,讓中產把他們的錢和能力都帶過來。辦活動就是把中產的家長聚合起來為基層提供服務。這班中產當中,最多人從事的職業就是老師和社工,然後還有很多教會的人。教會很好奇,因為教會都沒有年青家庭入去了,為何這樣的團體辦活動,那麼多人呢?




然後Kenny又發現很多家長對繪本有誤解,總跟他說自己很多繪本要捐給綠腳。初時Kenny還會問有多少,最初那個家長說有200本。他回應說200本很多,但對方說不多,因為都很薄,然後他開始覺得不對路,便邀請對方給他拍些繪本的照片。然後他便只好已讀不回,因為那是超級不好的童書,因此他發現原來很多人對繪本沒有認識,花很多錢去買了很多教育功能的繪本,畫、字、故事都不好。因此,他就想到如何推廣閱讀?找些社區裡有人會閱讀的地方?



於是他想到如何推廣閱讀好的繪本,就是把繪本推入社區之中。就像剪頭髮時,你也會拎本八卦雜誌來看,所以放個繪本/童書在旁邊也可以?於是他便找些小店放進一些童書,貼著以下這個標簽:

然後出現了這個理髮店的畫面,下面是八卦雜誌,上面是繪本。

Kenny選書很嚴謹,會看看場地,例如在理髮店都放相關的繪本。然後這地方多些是媽媽來,也想與媽媽對話,包括:「快是什麼意思?」因為他理解媽媽跟孩子講的最多的垃圾話之一就是「快點啦!」



和小店的關係好,便可以辦特色讀書會。這個理髮店的髮型師也很好,特地把前一天剪下來的頭髮洗乾淨再吹乾,留下來給我們辦活動、做創作。之前停了一段時間現在又繼續,放入餐廳和診所。慢慢覺得社區營造要有個點,就在一個叫藍地的地方找了個點。以下這幅畫是台灣繪本作家曹俊彥老師畫下的的百好繪本士多:





一間過去五十年經營著士多生意的小石屋,現在的業主是第二代,他們在這裡長大,很有感情,不想這裡變得太商業,認識Kenny後就以劏房的價錢租了給他。為了感謝業主,Kenny也把名字保留下來,就把它變成這樣:「百好(繪本)士多」。


在這裡會辦很多的活動,戶外會弄這樣,就是請街坊進來吹水(聊天),進來不必聊繪本,聊天就好:


以下是大埔的另一個空間,是很自由舒暢,大家進來透過繪本和對話,他們自己互動發生一些事。沒有人會去管理他們。Kenny他們嘗試透過這樣,去打破權力的上下感。

後來,Kenny他們又發展了和大人講繪本。透過閱讀繪本,大人會有很多思考。近日策劃了「大人的睡前繪本時間」,每晚有400-500位大人一起閱讀繪本。

Kenny繼續談到他如何思考社群、空間和繪本。以下照片是某端午節,因為龍舟取消了,就在陸地上划龍舟:

這個遊戲不是孩子划,而是父母划,小孩在旁邊用水槍或水龍頭去射父母。主持人有問過綠腳如何在社區做充權,Kenny說有時候充權是把權力顛倒過來。玩遊戲時,總是小朋友比大人會玩。以下這幅圖是該小學的校長,他也要下場,Kenny專抓那些高級的老師下去給人嘲笑一下。


最後,講講光板田村的故事。除了做城市,綠腳也做鄉郊。光板田村這個計劃已做了五年,但也好像不會做得完。

這村子以前有拿一些資助,辦「大樹菠蘿節」,但幾年後撥款給他們的基金說他們沒有新意創意,沒有新的角度可以切入,Kenny覺得這件事很荒謬。因為這是個是傳統,當然是要保留,越久越好,但第六年忽然無資金了。於是綠腳介入協助他們,重新包裝過那些活動,包括把自己以往活動的參加者設定成他們活動的一部份。於是,連大樹菠蘿節以外的日子,都一樣,搞些活動,就包括在村內畫大壁畫。
做這個壁畫活動,Kenny形容自己心臟超強,因為他絕不會找個插畫師起稿,那一天不到畫完的時間,他都不知大家會畫什麼。事情就是孩子跟父母入村,小孩看到什麼就跟父母講,然後慢慢自己就變成這樣:

這村是六十年前,政府用直升機派傳單讓他們來開村的,孩子聽完故事,就把它畫出來。大人沒有幫他們,就畫成這樣:

Kenny形容做村的工作很開心,村民沒有什麼也一樣打給他聊天,有時釀了黃蜂酒也請他過去品嚐:

有一年,荔枝大豐收,但老婆婆六十幾歲無法自己來收了,於是綠腳把這件事變成一個親子活動,且媽媽們平時辛苦了,就讓爸爸們帶一天的孩子來參加這活動看看。


Kenny 的策略就是用繪本生發出許多不同的活動,也把繪本變成教程,但他特意提及:繪本其實也是他面對當下的方式。像最近停課了,他也鼓勵老師與學生互相寫信聯縏,寫信就送繪本,希望大家不要因疫情被孤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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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傲霜(下稱「霜」)回應扼要:

傲霜先介紹了一下自己的背景,主要是曾做新聞媒體、文字創作、編劇、學校圖書館等等。她自言認識綠腳後有嘗試做繪本創作,但發現很難,因為自己只懂講故事,但繪本需要一個會畫畫的人。
傲霜先介紹了一下自己的背景,主要是曾做新聞媒體、文字創作、編劇、中學學校圖書館、幼兒園圖書館等等。她自言認識綠腳後有嘗試做繪本創作,但發現很難,因為自己只懂講故事,但繪本需要一個會畫畫的人。霜笑言做幼兒園圖書館時,就向綠腳買了第一批書,因為他們的書真的很好。

回應方面,霜分享自己的經驗去闡述。她愛書,後來也愛繪本,也會參加綠腳的培訓。因為她家人全不在香港,她又做了單親媽媽,孩子爸爸和爸爸那邊的人都不見了,所以她獨自一人撐著,沒有什麼資源。因此她發掘了一下社區裡有什麼互助網絡,然後開了個臉書群組呼喚區內的媽媽們。那聯繫的過程中,她想到辦活動,便找了kenny。kenny也想在社區裡把家長們找出來互動,於是kenny幫我們安排了幾堂課程給我們這幾十位家長。她覺得故事有太多可能可以跟孩子互動,當然最基本是教育功能,像kenny剛才笑的,像這個:

就是教小朋友小心自動門,她也會有這種。這種故事很悶,但也有功能性。有些書不是故事,就是介紹事物的,裡面有立體紙雕,讓孩子看到比如一輪貨車裡承載的東西,孩子很喜歡的像這樣:


霜又介紹了各種不同種類的繪本,有一些是訓練孩子自律,把孩子變成玩具,讓他感受做玩具的恐怖感 ,於是引起小朋友的同情心。讓小朋友去收拾,是很多家長的煩惱。另外有一些是情感的,像這本書霜的孩子看了很多次,就是當媽媽上班了,孩子怎樣了,這本書可安撫到他的焦慮,因為讓他知道媽媽在外也有愛和想念他:

情感的包括好幾本,她認為可以幫到家長有很多方法與孩子溝通。她笑說自己孩子會一直要她講故事才睡覺,但她也需要睡眠,於是就關了燈亂編故事給他聽幫助他睡眠。她又舉了另一本書做例子,又會談社會的事,如公平、環保,可以看很多遍:


談完自己的繪本親子經驗,她又談到把《陪媽媽兜風》唸給孩子聽的經驗。她認為書很美,讀的時候,孩子會明白爸爸不在了,上天堂了,媽媽不開心,霜的孩子最喜歡小朋友自己煮飯那一段,而他也明白不能碰火,有危險,可是呢,就有一點其實講者剛才也談到了「工傷」這件事,在書中的角色的問題。由於書中提得比較少,霜的孩子還小,聽不懂,可能過幾年會好一些,而且書中留白頗多,家長便可以與孩子討論: 「爸爸走了?爸爸做什麼去了?」可以有較多互動。霜表示明白創作的困難,是要拿捏到那一點剛剛好的,是不容易。中間有一段說媽媽對著文件很苦惱, 霜不知怎樣令他理解什麼是「文件」。可能工傷協會可以辦一些活動,培訓家長如何用這繪本去互動。

霜表示很佩服kenny,因為他連繫了很多人,動員能力好強。霜未見過社區活動有幾百人參與。最厲害的是,動員這麼多人,自己卻出動很少工作人員。就是培訓了家長,家長分了區,有小組,像美孚區都有幾個小組。大家有個概念是互動,大家家長為其他家長搞活動。外面有很多團體投入很多人力物力,還是被家長投訴,用這個方法就全解決了。

霜自己本身也是推廣閱讀的人,但kenny令霜明白書本不只是書,可以連結不同的地方和人,就是繪本、社群、空間的連結很做到。他的方法很多元,變化很多,也可以把書本的東西變成大家生活的經驗。

作為一名創作人,她也想到與不同團體合作創作,也想多做一點,但因為單親又要工作就有些困難,現在有移工姐姐幫忙是好了一點點。另外,作為創作人與團體合作,聽到創作者和協會的溝通,她表示很理解,因為大家理解的事情深度不一樣,如何吸收來做創作,需要很多溝通和轉化的能力。最後,她表示兩位講者的經驗,都讓人看到故事在建立社群互動與連結方面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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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瑞秋是台中豐原人,現為自由接案者,從事圖文創作、設計工作、繪本、插畫、繪本工作坊。繪本方面曾出版《長腳的房子》 ,講述台灣騎樓的故事,香港也能買到。之後去過日本北海道一個很冷的地方,就做了《尋找顏色:繪本故鄉劍淵之旅》。中間尚未出版的《平常的日子》,是講述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的故事。最近就是這一本與協人合作的《陪媽媽兜風》。

雨柔是與瑞秋一起做故事發想的朋友,她正職是出版社的圖文書編輯,曾編過小說、藝術類相關翻譯書,也有出版過議題裡的漫畫如同志議題《弟之夫》,及簡莉穎的劇本《服妖之鑑》。雨柔與瑞秋是大學同學,有一起出版過一本小誌(zine)《兩光夫婦》,談失智老人的故事,而之後就是《陪媽媽兜風》。她們與念雲也是朋友,瑞秋在日本唸研究院時有上繪本課程,剛好那時協會想出繪本。瑞秋負責畫,雨柔主要是編輯。

bonus track/參加者問答環節請往:https://wp.me/p92nnv-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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